京师大学堂教育内容

京师大学堂教学内容：

开办分科大学，共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共七科，设十三学门，分别是诗经、周礼、春秋左传（经科）；中国文学、中国史学（文科）；政治、法律（法政科）；银行保险（商科）；农学（农科）；地质、化学（格致科）；土木、矿冶（工科），一个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

孙家鼐被任为管学大臣后，又于六月二十二日上《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8条，主要内容为：

一、为举人、进士出身之京官设立仕学院，以习西学专门为主。

二、大学堂应为毕业生代筹出路，其已授职者，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就所长请旨优奖；其未仕者，亦由管学大臣严核其品学，请旨录用。

三、精简学科门类，如经学、理学可合并为一门，兵学宜另设武备学堂。

四、编译局主要应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仍应以“列圣所钦定者为定本”，即使非钦定本，也不得增减一字，以示尊经之意。

五、总教习可设2人，分管中学和西学。西学教习薪水应从优。

六、应取消学生“膏火”（即生活津贴费），而改为奖赏，以激励学生努力向学。

经孙家鼐推荐，任命许景澄（1845―1900）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大学堂校址设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原有房340多间，又新建130多间，即后来的北大二院，又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开办译学馆，即后来的北大三院。大学堂办学经费为30万两，常年用费为200，630两。户部指定从华俄道胜银行中国***存款500万两的利息中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 光绪二十九年，清***命洋务派官僚首领张之洞会同张百熙改定学制，对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也作了修改，修改后的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较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有几点不同：

一、大学专门分科将原来7科35门改为8科46门，主要是增设了经学科，下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易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11门课程，突出了经学的地位。

二、大学院改名通儒院，年限规定为5年。

三、大学堂设总监督，总管全学堂各分科事务，统率全学校人员，相当于后来的，受总理学务大臣之节制。

从光绪三十年开始，清***专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与管学大臣职务分开。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批速成科学生毕业。宣统元年（1909）第一批预科学生毕业。宣统二年8个专门分科除医科 外，均正式招生开办，惟各科分门比原计划为少。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一次割地高潮，中国又一次面临被瓜分亡国的危机。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发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们认为，要救亡，只有学习外国，实现变法维新，而维新，必须从废科举、立学校开始。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变法自强，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京师大学堂就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诞生的。

自科举制度和国子监相继取消以后，京师大学堂即成为中国惟一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也成为科举取士制度的替代品。1904年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开学，招收了最后两批科举进士，即癸卯科（1903年）进士80余名和甲辰科（1904年）进士30余名入学；1905年国子监停办时，一批未毕业的学生直接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可见，京师大学堂继承并替代了科举制度和国子监，是古代取士制度与高等教育向现代演进的承上启下者。因此，很多学者如胡适、季羡林、冯友兰、周培源、任继愈、萧超然等都认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中国自汉代太学以来国家最高学府的惟一正统继承者，甚至北大的历史可以因此上溯到两千多年前汉武帝设立太学之时。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伙同其顽固派，一举镇压了维新派的变法运动，此即“戊戌政变”。

经此国变之后，光绪遭到幽囚，维新派或出逃，或被治罪。慈禧进行了全面复辟，把变法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但是，她却保留了新政中正在艰难筹建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曾记载说道：“戊戌政变”后的“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而已。”（转引自朱有王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下册，第649页。）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幸存者。

这一极不寻常的现象，非常令人费解。于是，就有人去探索，去求解，并提出不少论点。其中最为流行的说法是，由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早于“戊戌变法”。